从地域性看巴文化传承与发展
发布时间: 2024-05-24 09:14:34    

谈到“巴文化”,人们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是巴人文化?巴族文化?巴国文化?还是巴地文化?在众多的追问中,以种族论、国别论为甚。巴文化到底取决于什么呢?本文认为无论是巴人文化、巴族文化、巴方文化、巴国文化,还是巴地文化,都与地域脱不了关系,地域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地域性构成了巴文化传承发展的文脉逻辑,保证了巴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地理环境决定了巴文化的品性

在现实实践中人们习惯于从种族的维度来看待巴文化,不过,吊诡的是,既然起源论、族属论、地域论等都可以置于“巴文化”的语义中,从逻辑上讲一定有其根本的东西作为共性来实现不同维度的巴文化命意归属于“巴文化”和“巴”的集合中。那么,如何找到这个共性的东西呢?一般来讲涉及到人类群落的起源、族属、地域等问题,往往都绕不过与之相关的“姓”“氏”“族”等人类群落的基础文化要素。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生活意识形态是以“姓、氏、族”为基础的,姓氏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社会性的同化力量”。因此,我们分析巴文化的本质问题,也需要从“姓、氏、族”这种群落最基本的形式讲起,以“姓、氏、族”为例来找到成就巴文化共性的东西。

“姓”是从血缘上标明了群体的亲疏关系。如《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有“生”才有“姓”,而“生”又同地理环境相联系。《白虎通·姓名》说“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天气”作为哲学概念,是指人类生存所需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对天地万物的抽象概括。不同的族群在一定的范围内,面临的地域空间环境各有不同,所禀受的天气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姓”表象上指的是血缘关系,而实质上地理环境对于“姓”的决定作用却内化于族群的生存发展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姓”和地域性之间的隐含关系不同,“氏”与地域性关系是直接的。在迁徙流动中“氏”是“姓”分支衍变情况的文化表征,体现了地域对族群外在的作用。《左传·隐公八年》就有“胙之土而命之氏”之说。《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武王封宗姬为巴子的历史事件证明:“氏”不仅包含了作为地域的“土”之意义,也有“国”的含义。正如徐复观所讲:“古之所谓氏者,氏即国也。《左传》言,胙之土而命之氏。此氏字最古之义。无土盖无氏矣。”单从“氏”“国”关系看,是作为地域的“土”决定了“巴国”属性,故从起源和种族的维度去命意巴国就违背了“氏”之所指。更何况,在巴国建立之前,巴地、巴族、巴方就已经存在。邓少琴讲:“汉水亦被‘巴’水之名。此可以反映在殷周之世,汉水流域早为巴族聚居地区。”当时巴地就是富有战斗力的多个氏族部落聚居区,这也暗示了“族”的最初意义。

说到“族”,徐中舒《甲骨文词典》云:“从从矢,所以标众,矢所以杀敌。古代同一家族或氏族即为一战斗单位,故以矢会意为族。”徐中舒认为“族”所强调的不是语言、血缘和文化,而是聚集在一起的具有自我防卫能力的群落,早期巴地就是由多支氏族构成的具有自卫能力的群落集合体。通过对“姓”“氏”“族”的探讨,不难看到地理环境在生成族群文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地域性是它们的交集和共性。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着力于从自然地理因素去解释世界各种族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差别,反对人们把族群文化的差异归结为种族和基因的不同。他认为族群、社会、大陆发展的所有差异都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随着对巴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愈来愈认识到地域在文化塑造中所起的根本作用。张法先生就明确从地域的角度去定义前巴文化和巴文化,认为作为前巴文化的中巫文化是以巫山为中心的高山丘陵地区生成出来的,这一特性使之以巫山和大巴山为中心的环巴蜀鄂湘黔丘陵地区形成了巴文化。

地域性是巴文化传承发展的文脉逻辑

甲骨文中的“巴方”是“巴”最早作为地域概念的见证,同样也是早期巴人创造文化的见证。《巴志》说“其属有濮、、苴、共、奴、、夷、之蛮”,这说明当时以“巴”见称的是一整个联合的部族,内中尚有不同族系,如濮、与奴之类。可见,巴族不是一个单一血缘纽带的种族,而是生活于巴地的不同部落族群的泛称。巴族作为不同部落族群构成的整体,本质上就是在地理空间上形成的性格相近的部落族群。早在商周时期巴人就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往来交流,这告诉我们:巴文化从来不是静态的存在,它总是处于动态的、开放性的、不断交融的存在状态。那种力图找到本原的巴文化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的“错误”。巴文化也并非伴随巴国的灭亡而消失,恰恰是地域保证了巴文化历史文脉的延续不断,地域性构成了巴文化传承发展的文脉逻辑。秦统一六国后,人们习惯上把生活在巴地的人泛称为巴人。

地域性保持了巴文化历史的延续性。如果仅从种族论者和巴国论去思考巴文化,在立场上就会把巴文化研究引入死胡同,必然形成秦并六国后再无巴文化的历史断裂观。相反,从地域的角度考察,巴文化的文化脉络就是延续性的存在。在历史的演进中,不仅有先秦时期的巴文化,也有秦汉时期的巴文化,还有魏晋六朝的巴文化,同样也有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社会主义时期的现代巴文化。我们之所以强调地域对巴文化塑造的基础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地域在生发、生长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整体中的不可或缺性:其一,巴地作为中国地理整体的构成之一,就决定了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文化构成之一,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其二,巴地地理的独特性生成了巴文化的独特性,而巴文化的独特性恰恰是中华文化丰富性的表征之一,中华文化整体的丰富性体现于地域性文化中,同样也体现于巴文化中,因此,对巴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利于涵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文化,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文化需要通过地域文化转换、诠释和呈现;其三,巴地作为中国地理的局部始终与中国地理的整体处于关联性中,这种关联性恰恰是通过山脉水系、舟桥路船(如文化古道)的纽带链接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巴文化始终与中华文化的整体处于互动中。

地域性保持了巴文化品格的延续性。巴文化是农耕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耕文明的共性就是注重人与天道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促使人们形成由家庭到族群、由族群到国家、由国家到天下的世界观。这是农耕文明形成的共性,也是巴文化的共性。同时,巴地空间环境的独特性也塑造了巴文化的文化个性。郭璞《上林赋·注》云:“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此以平三秦。”《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地之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巴蔓子、范目忠烈果毅之精神,正是这块广袤土地产生出来的精灵。事实上,历史也在不断地印证这一点: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大多禀有忠勇信义、直质敦厚、务实崇本、豪放包容的性格特征。从巴地历史的整体走向看,中国历史上较大的政治变革,可以说都与巴蜀之地有密切关系。蒙默等学者认为,巴蜀之地往往成为统一中国的“王业之基”。马强亦说,巴地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统一进程的作用不可低估,从商周之际的武王伐纣到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巴人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巴文化在自我演进的进程中,与蜀文化、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互动交融,兼收并蓄,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坚定“一元”。

王赠怡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院长)